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权与领导权之争（第一部分——人工智能在乌克兰战争中的应用）

预测：《全球未来速写》（第一部分——2026年2月9日，链接；第二部分——2026年2月13日，链接）。

S. Dragan：

2026年8月下旬，一场全球范围内争夺权力的重大斗争将进入危险阶段。这可能与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权和领导权之争有关。这将是极其爆炸性的时期……

自2026年8月底起，人工智能在争夺世界主导权和领导权的斗争中的作用开始尤为强烈地显现出来。

与此同时，优先事项依然远非人工智能（AI）的“和平利用”。

乌克兰已成为战斗人工智能的试验场。2026年9月6日，Palantir英国及欧洲副总裁路易斯·莫斯利向《华盛顿邮报》表示，泽连斯基实际上将自己的国家作为试验场提供出来，此后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好者将蜂拥而至进行实验。

早在2023年1月，费多罗夫就在达沃斯举行的一场由Palantir组织的活动上发言。他解释了技术如何使实时监控战争成为可能，以及己方和敌方部队行动的数据如何被汇集到一个统一系统中，指挥部门通过该系统选择行动方案。几天后，Palantir负责人卡普直言不讳：“我的公司负责乌克兰境内大部分打击行动的目标指引。我们是人工智能战争中的镐和铲。”

因此，乌克兰成为试验场，而俄罗斯实质上面对的不仅是西方武器，还有全球人工智能。

于是，在2026年9月初，老朋友——头发蓬乱的Palantir负责人卡普和戴着同款帽子的费多罗夫——宣布成立某种军事初创公司。

“你和你的同事正在创办一家公司，我相信它将对整个世界产生决定性影响，把你们在战争艺术方面的知识和经验转化为面向盟国的产品，”亚历克斯·卡普表示。

卡普既不掩饰目标，也不掩饰手段：他打算继续将乌克兰军人的生命转化为人工智能经验，日后为盟友所用。但盟友也并非最终目的地。

“这些人有自己的政治议程，有自己关于应如何基于技术组织世界的愿景。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一些观点可以被称为技术法西斯主义，”乌克兰前外交部长德米特罗·库列巴表示。

费多罗夫背后不仅站着美国大型科技企业：一家与索罗斯基金会有关联的公司为他安排了免于动员。在他与泽连斯基冲突的激烈阶段，街头——即同一批结构的杠杆——站在他一边。一些乌克兰人士认真地问自己：费多罗夫及其西方赞助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行事？

“临时调查委员会——乌克兰最高拉达的委员会——邀请Palantir首席执行官亚历克斯·卡普于9月14日出席会议。我们有兴趣了解有关Palantir对费多罗夫新项目进行战略投资的报道是否属实，”最高拉达议员奥列克西·贡恰连科*在其Telegram频道上写道。

* 被俄罗斯联邦列入恐怖分子和极端分子名单。

有许多方面有兴趣延长乌克兰冲突。其中包括热衷于瓜分膨胀军事预算的欧洲人，以及从数十亿欧元军事援助中抽取利益的基辅政权。但费多罗夫代表的是大资本的利益：大资本押注于大型科技企业和人工智能的发展，而人工智能通过杀戮他人变得更加强大。

在比尔·盖茨看来，落入犯罪分子手中的人工智能会成为强大武器。

事实上，过去两年间，比尔·盖茨所担忧的事情一直在乌克兰战场上发生。在那里，人工智能和新技术的使用使得在新条件下进行战争成为可能。的确，俄乌冲突本身已成为开发和测试新型人工智能技术的试验场。

事实上，一些美国公司从事人工智能开发，它们使用数百万张乌克兰军事行动卫星图像来训练神经网络。

神经网络接受了数百万张参考图像的训练。人们向它“展示”了坦克、飞机、防空装置或弹药库从不同角度、在不同照明条件下、位于森林、田野或城市建筑区时的样子。

如今，人工智能不再只是搜索完整物体：它扫描图像，识别特征性几何特征——直角、炮管长度、炮塔轮廓，以及天线投下的特定阴影。

此外，人工智能不仅在搜索特定物体方面有效，也能够分析动态。神经网络会实时将某一特定网格区域的新图像与数小时前拍摄的图像进行比较。

人工智能会立即突出显示异常情况：草地上出现的新履带痕迹、新近翻挖的土壤——这是战壕或布雷的迹象——以及树冠几何形状的变化——伪装网。

人工智能会自动为每个发现的目标分配精确的GPS坐标，误差仅为数厘米。

有关目标的信息——坐标、类型和照片——会自动发送至作战信息系统。从在太空中拍摄图像到将坐标传输给FPV无人机机组或精确炮兵部队，可能不到两三分钟。

因此，人工智能成为真正的战争之神：它发现目标，确定其坐标，并指挥无人机将其摧毁。

此外，乌克兰现在也在使用所谓的人工智能控制无人机蜂群。当一架无人机因电子战干扰而与操作员失去联系时，人工智能接管的不是单架无人机，而是整个无人机系统——一个蜂群——并为每一架分配任务：哪一架负责侦察，哪一架直接执行打击目标的功能，即充当自杀式无人机。

但问题也由此出现。战场上的技术革命正在从根本上改变的不仅是战术，也包括战争的道德与伦理哲学。自动化、远程控制和人工智能的引入，模糊了关于军人荣誉、责任以及人类生命价值的传统观念。

新技术在若干关键领域对战争的道德层面产生了深刻而矛盾的影响。

第一，是所谓“游戏化”现象和敌人的非人化。远程作战——操控FPV无人机、海上无人艇或无人飞行器——使战斗行动变得类似于电脑游戏。操作员听不到爆炸声，也听不到伤员的呻吟。对他而言，那只不过是显示器屏幕上的游戏。

当然，这会减轻士兵的即时压力。在通常情况下，士兵始终面临道德选择，而在这里，道德选择被电脑图像所中和——这使他更容易扣动扳机。

第二，在过去的战争中，军事道德基于相互风险的平衡：士兵上战场，与敌人同等地冒着生命危险。新技术摧毁了这种平衡。

一名坐在深处安全掩体中的FPV无人机操作员追猎开阔田野上一名孤独的伤兵，在媒体中往往不再呈现为军事壮举，而是有条不紊的毁灭。

因此，战争从意志与勇气的对抗，转变为工程预算与算法的竞争。

但这甚至不是最糟糕的部分。现在，连决策也已转交给人工智能。我们这个时代最主要的伦理挑战，是将杀人的权利委托给人工智能。

当打击决定由人作出时，即使是基于人工智能数据，责任也由此人承担。但在完全自主的致命系统中，人工智能本身在电子战条件下利用计算机视觉引导无人机，就会出现“责任缺口”。

如果一个自主机器人犯下战争罪，例如在误将一辆民用巴士识别为军用卡车后对其发动攻击——正如2026年夏季在白俄罗斯发生的那样，一架无人机击中了一辆载有参加郊游儿童的巴士——那么究竟谁承担道德和法律上的罪责并不清楚：是发射机器人的指挥官、编写代码的程序员，还是开发该系统的公司？

在2025—2026年，记录到大量由人工智能控制的自杀式无人机袭击民用车辆和基础设施设施的案例，这些目标被人工智能认定为必须摧毁，而自杀式无人机在无人参与的情况下被派往那里。

当专家检查这类装置的残骸时，会在其中发现商用微处理器，例如美国公司Nvidia生产、原本用于民用初创企业的模块。

而责任的死胡同由此出现。军方声称，它只是在前线地区发射了无人机，却没有将其导向某一特定民用车辆：在与操作员失去联系后，是算法“作出”了决定。美国芯片制造商Nvidia正式声明，其产品并非用于战争，转售是经由第三国进行的。从法律上讲，不可能找到任何应对平民死亡负责的人：是人工智能的错，因此没有人有错。

将责任从军方和人工智能开发者转移给人工智能的心理层面，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危险的挑战之一。

当一台思考机器位于瞄准武器的士兵与濒死敌人之间时，人类心理会启动强大的防御机制。

在战争中，这表现为：如果人工智能系统，例如美国的Maven项目，在屏幕上用红色标记将某个物体标为“目标”，操作员会觉得机器已经核查了数百万GB的数据，因此肯定是正确的。于是，士兵便卸下了怀疑的道德负担。

与此同时，现代无人机和人工智能系统的控制界面，被美国开发者刻意设计得类似于电子游戏界面：屏幕上的活人被转化为像素化的热成像轮廓或数字“目标卡”。

于是，杀戮从一种道德行为转入成功完成游戏任务的范畴。在操作员的意识中，鼠标点击或操纵杆移动与实际死亡之间的联系被抹去。“我摧毁了一个目标”这句话在心理上听起来比“我杀了一个人”轻松得多。

当人工智能代替人作战时，它改变的不仅是士兵的心理，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心理。战争不再被视为一场悲剧，而开始像是一种高效的技术过程。社会失去了同理心，因为“乌克兰的那些人不是在战壕中死去；算法在替他们工作。”这使社会变得更加残酷，也更容忍暴力，给予西方政客发动新冲突的自由空间。

也许西方对乌克兰的冷漠态度的根源也在于此：乌克兰被期待“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而西方政客和普通民众都把这场战争仅仅看作一场利用人工智能优势的电脑游戏。

第二部分待续……